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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益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标准是不相同的。

比如未成年人乞讨，或者是大人带着孩子乞讨，仔细想了想，应该是在印度，孟加拉这些国家遇到过不少，但是如果去欧美国家，街头有乞讨者，但是一定看不到未成年人，因为有明确的法例，如果让未成年人街头乞讨，或者陪伴成人乞讨，那就是政府失职。

比如童工，在很多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理由是因为贫困，这些孩子既然没有机会接受教育，那就可以透过工作来养活自己，毕竟也是一种出路，也有一些跨国公司，对于童工，这种在他们所在的国家，被视为严重侵犯儿童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理由也是一样，既然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力改善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那末打工，毕竟是一个比流浪街头乞讨更好的选择。但是很快，西方的劳工权益组织，人权组织起来指责这些跨国公司，认为他们双重标准，虽然这些团体没有足够的实力让这些产生童工的政府承担起责任，但是却能够影响这些跨国公司。虽然也有人会说，这些团体断绝了这些孩子的生路，更加残忍，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孩子因此回到了街头。但是这又显得在位政府开脱，政府已经做的不好，不能够成为更不好的的理由。

比如看春晚上的进入深夜时段出现的儿童表演，有的人觉得可爱，但是有的人会担心，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来说，是否适合。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对非成年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时段，时长，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样做可能会被视为违法。

比如家庭暴力，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打孩子是家事，政府不会介入，但在有的国家，学校和社会就告诉大人还有孩子自己，你是有天赋人权的，不应该遭到暴力对待，即便是自己的至亲，也可以透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于是才会有了像电影“刮痧”里面的情节，孩子身上刮痧之后的瘀痕，会被看成是遭到暴力的证据，于是一个系统开始启动，从学校，到社会福利部门，到警察，到法庭。

我总觉得，对于孩子的权益的重视程度，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至于和经济发展是否有直接的关系？想想也不一定，因为很多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也没有出现儿童乞丐，或者童工。

对儿童权益的保护，能够有清晰的法律，加上配套的机构，措施和程序，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在没有法律之前，并不意味着政府，社会无法保护孩子。

这些年，香港发生的独留孩子在家酿成意外的事件增加，根据现行的法例，任何人对所看管儿童疏忽照顾，也是虐儿行为，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监10年，但是这样的法律，只能够在儿童的权益遭到侵害之后才发挥效用，无法预先防止悲剧，因此有不少人提出，要求政府立法，学习美国等国家，禁止独留孩子在家。

当是否立法的讨论进行的同时，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父母独留孩子在家，一方面是缺乏意识，特区政府已经加强了宣传，不少民间的儿童保护组织也经常举办活动，另外则是因为经济原因，父母要外出工作，请不起保姆，社区也没有适当的托管设施，或者是舍不得花去托管中心的钱。因此有不少保护儿童团体建议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政府津贴，调整托管中心的服务，包括服务和收费，而在独留儿童发生意外这个话题，被媒体以及社会舆论关注之后，特区政府推出了社区保姆计划，鼓励志愿者服务，倡导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民间团体，也为一些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帮助。立法的原意一定是为了保护儿童，但是同时也不是为难父母，只有在配套完善之后，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平衡。

立法也好，进行相关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提供服务也好，都是为了最终让这样的问题消失，两者并不矛盾。当然，如果在缺乏配套设计的情况下，凭空通过一条法律却执行不了，那末其实就是一条恶法。

能够为保护儿童权益做多少，很大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的一种共识。独留孩子在家，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还没有人想到这会是一个问题，也没有认为，这是对儿童疏忽照顾的一种表现。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权利意识的提高，这个问题，自然就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民间没有这样的要求，政府做的非常有限，只有要求高了，才会让政府不断的调整，增加相关的公共服务，甚至通过立法来让这些服务固定化，制度化。

同样的，如果一个社会认为，童工，童乞，家庭暴力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有存在的合理性，那末这样的情形不会自动地发生变化。只有当社会有这样的共识，不能够接受这些现象的存在，那末才可能让政府承担起责任，促进改变。现在的问题在于，大家是否觉得，有改变的必要性，是否是时候要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