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专栏原文
-------------------

看到北京大学要对学生进行会商的新闻，说实话，一直不明白会商的定义，直到找到北大新闻网上对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的采访，用北大官方的说法：会商“就是在学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甚至连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也力量有限的情况下，由学院组织相关方面，如教学、教务、心理咨询、后勤服务等部门的老师，甚至邀请校外专家，对这些同学的学业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估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而会商的对象，北大的说法是，主要面对学业困难学生，同时也兼顾其他需要关爱和帮助的学生，根据经验，北大把这些情况大致归纳为：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这其中以学习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要帮助对象。存在其他类型困难或问题的同学，如不致影响学业，一般不会获得会商机会。

一些北大学生想不通，这样的举措，为何会成为新闻，为何媒体也好，舆论也好，看不到帮助学业困难这个重点，而是把焦点放在了思想偏激这一项上。其实，之所以会产生争议，这是因为，北大承托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国家的未来在年轻人的身上，而大学，则是培养社会的栋梁之材，北大之所以是人们心目中的北大，正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培养出一批对社会有承担的人才，也是新思想迸发的地方。

也因为这样，思想偏激四个字格外的令人侧目，因为偏激的标准是怎样的？到底有没有所谓偏激这样的标准？比如在一些学工部老师以及北大学生看来，学校食堂涨价几毛钱就动不动批评夸大，属于思想偏激，但问题在于，涨价是否正确，很多时候不是涨多少的问题，而是涨价的程序问题，如果程序正确，有足够的理由，那末涨两块钱也要比涨二毛钱来得正当，如果忽略了学生提出批评的出发点和焦点，只看批评的结果，就把学生归纳成为思想偏激，那不正是扼杀了学生独立思考的判断的能力以及自由表达的空间？也剥夺了学生作为一个公民进行批评的自由？

其实不单单是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生活独立，这些都是没有量化标准的东西，不同的人，在各自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标准，宽容度的大小，也会对同样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反应。既然这样，会不会成为对有些学生的欲加之罪？

提出这个方法的老师，还有一些北大学生认为，出发点是为了帮助学生，为何大家感受不到这样的善意？北大拿出马家爵作为例子，是想说明，对于心理出现问题的学生如果缺乏及时帮助，那会酿成悲剧，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来看马家爵的故事，首先这是一个极端，其次，如果说马家爵在大学里面缺少的是什麽，那就是校园还有同伴对他的接纳，还有对于他的穷困的同情。但是这只能够说明服务的缺失，却不是建立一种制度的理由。其实在学生需要学校帮助的时候，能够找到相应的机构和人，这是学校应尽的责任，但是针对目标学生提供强制性的“帮助”，而学生如何没有拒绝的自由的话，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有北大同学说，想不通为何清华发生过用硫酸浇熊，陀中毒这样的事件，却不会在媒体的风口浪尖上，也许是因为清华出了国家领导人的缘故。其实这位同学没有分清楚，个体行为和一个强制性制度建立的分别，而用毕业生的官衔来联想到危机公关，不自觉的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一切从利益出发以及功利性。如果这代表了一批北大学生的想法，只能说，这样的大学，确实成为了社会的一个缩影。

大家对于北大的关注还有焦虑，是因为还有期待。一名北大的学生给我发来一封信，在信里面写道：“我在北大读书最大的困惑是有想法为这个国家做改变的学生聚不到一起。而且由于教育资源垄断，现在的北大已经极少有农村考进来的学生了。”在他眼中的北大，一边是夜夜笙歌，一边是要被会商的同学。而那些快乐的学生，缺乏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同伴的同情，其实，是比会商还要让人担心的事情。

只是，归根到底，大学是培养学生人格和世界观的地方，这样的现实，承担责任的，当然还是我们这些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