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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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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应该是那些原来的水上人家还有新界的原居民。每一次中国的局势动荡,就会有大批的移民进入香港。

1974年之前,进入香港是不受限制的,对于内地人来说,唯一要考虑的,是如何躲过中国边防的阻截甚至子弹,能够游到深圳河的那一边,因为在六十年代,偷渡等同于叛逃,如果被抓到,后果严重,而不听劝阻的那些,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推介一本书,陈秉安写的[大逃港],撇开那些过于文学性的细节描写,作者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资料搜集,再现了当年的这段历史。根据中国官方纪录的数字,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接近一百万的内地居民,从深圳越境到香港。在这段时间里面,中国内地经历了大饥荒,反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香港的居住人口,经历了四次内地移民潮,抗战时期,58万人从内地移民香港,当时的香港人口只有九十九万,这批人带来了资金以及中原文化。1945年到49年,移民香港的主要是富裕阶层,还有等待时机反攻大陆的国民党部队。大约130万人移民香港,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劳工,香港的纺织,印刷,航运等行业开始兴起,也因为这样,为之后内地偷渡来香港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反过来,这些偷渡客也为香港提供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

1974年11月,香港政府实行抵垒政策,也就是偷渡者只要成功进入市区,联系到香港的亲人,就可以合法居留,如果在边境被抓,就会被遣返。这样的安排,也是处于人道考虑,毕竟这些人如果被遣送会内地,会面临严厉的后果。同时政府也认为,如果不让偷渡者合法融入社会,反而会成为黑市劳工,从事非法活动。

抵垒政策在1980年10月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即捕即解政策,这是因为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环境宽松,偷渡已经没有严重罪名,于是产生了更多的偷渡客。在抵垒政策取消之后,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确定了单程证制度,由内地公安部门审批签发,目前是每天150个名额,主要给那些家庭分隔两地的申请人。申请人取得单程证之后,要放弃内地的户口以及中国护照,但是在香港居住不够七年,还没有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前,他们也无法申请特区护照,只能够拿着一本香港政府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

由于通过单程证名额进入香港的,主要都是孩子,老人以及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女性,加上由内地部门决定谁可以移民香港,为了改善人口结构,香港政府在2001年推出输入内地专才计划,并且在06年推出了每年一千个名额,针对全球的优才计划。而香港的大学从2004年开始,扩大招收内地学生,这些毕业后如果留在香港工作,也成为新移民的一部分。当然,还有这些年透过投资渠道取得香港身份的内地居民。

从03年开放自由行开始,越来越多内地孕妇到香港生孩子,而当中的大部分,父亲也不是香港居民,从05年到现在,数量已经超过了十万,而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由于他们大部分和父母在内地生活,当他们有一天决定回归香港,至少在心理上和现实生活中,要经历新移民的阶段,面对如何融入香港社会的问题。

香港人对内地偷渡客的态度,在陈秉安的书里面有很多描述,打开当年的华文报纸,可以看到不少批评港府抵垒政策的文章,香港居民主动帮助这些不相识的偷渡者,到边境地区送水送饭,甚至发生过集体拦截遣送偷渡客的车辆,让他们跳车逃走的事件,因为大家同情这些同胞,如果不是走头无路,或者想要追求更安定一些的生活,没有人愿意冒这样大的风险。和香港稍微有些年纪的人聊起那段历史,很多人都会告诉你,驻守边境的之所以是英军,是因为华人警察通常不会拦截这些偷渡者。

说到对新移民的歧视,不得不提79年无线电视的一套电视剧[网中人],剧中的主人公叫作“程灿”,大家都叫他‘阿灿“,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撞击,让这个大陆新移民的行为显得相当怪异,而从此,阿灿成为了大陆新移民的代名词,之后,拿新移民作为喜剧题材的电影电视节目越来越多,也出现了表哥表姐等等的称呼。现在回看,正好是80年政府要取消抵垒政策前,加上偷渡人口的高速增长,让原本生活在香港的人开始感受到压力,文化上的冲击,资源分配的冲突,似乎这个作品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配合了政府的思路,在反映民意的同时,也起到了标签化内地新移民的功能。

但是这里面可能更多的是文化冲突上的一种调侃,就好像香港人自称自己是港灿,或者是加灿(移民加拿大的港人),真正把内地新移民看成是社会的包袱,还是因为1999年居港权的官司,在终审法院裁定,香港居民的孩子,不管在哪里出生都有居港权之后,特区政府声称,这样的话,未来十年会有167万内地移民,香港将会不堪重负,而媒体也出现大量关于新移民的负面新闻,比如好吃懒做,滥用综援。最终人大释法,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没有居港权。当时社会上就有不少声音指出,政府的公共资源本身就应该帮助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族群进行分类,一些民间团体强调,一切都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印象,没有任何的数字显示,新移民偷懒拿援助,相反,调查显示,新移民更想要有一份工作。今天一些香港人敢于大谈蝗虫论,撇开种族仇恨的因素,至少对新移民的单一印象已经深入骨髓。

和六十年代不同,香港社会已经无法为这些新移民提供足够的岗位,变成了要和香港的那些从新移民变成老移民的基层居民进行竞争,而政府不愿意在福利方面投入更多,也使得社会公共服务不足,让很多人产生怨言,从07年开始的,抱怨内地孕妇抢占公立医疗资源的声音,就是一个例子。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相当怪异的现象,父母都不是香港人的内地孕妇,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绝大部分选择收费高昂的私家医院,而父亲是香港的人内地孕妇由于大部分比较穷困,一开始还可以享用公立医院的服务,但是在对非本地孕妇市场化收费之后,这些家庭甚至要借钱来生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如果不在香港生的话,就拿不到香港身份,而排队等150个名额,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这也是香港的不少民间人士批评政府的政策,”认钱不认人“。而最近关于内地孕妇的争议,其实和07年比较并没有新意,有改变的地方在于,孕妇人数逐年上升,政府在医院人手以及设备的投入,却并没有相应增加。加上派六千元的话题,新移民再次成为政府政策的替罪羔羊。

香港社会对内地新移民的态度转变,和内地经济增长当然有关,也使得内地新移民的成本开始变得复杂起来。香港有评论文章认为,随着新移民越来越多,很多内地社会的不好现象正在侵害香港,比如缺乏公德心,贪污行贿,甚至有文章认为,六七十年代来香港人的内地居民是为了追求自由,而现在的新移民,将来会成为听话的投票机器。

这确实反映了不少香港人的想法,但是问题是,如果对自己的社会有足够的信心,这些并不是问题,因为环境还有好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人的行为,甚至观念,一个包容有自信心的社会,应该相信自己有能力让新来者遵守社会的规则,法律层面的,还有公共行为层面的。至于投票,七年香港的生活,如果还没有教会这些新移民明白,选票是为了自己谋求更好的生活,投票机器只能有短暂的好处,却要牺牲长久的利益,那这样的社会,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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