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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抑郁症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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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的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症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的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人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点,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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