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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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红十字会的负责人聊，他们觉得有一点很想不通，比如如果说到行政费用，香港红十字会一点也不低，看看他们工作人员的差旅标准，在他们看来，要比内地的工作人员高多了，但是为何，公众抓着他们不放。

作为一个局外人，对于我来说，抓着他们不放，其实说到底不是因为行政费用高低的问题，而是因为缺乏透明和监管，也因为这样，才会因为一个郭美美，爆出了一家王鼎公司，让公众发现，原来红十字会还参与商业经营，而这些商业经营的收益，有可能进了某些个人的腰包，而这一点，就算不少香港人也觉得，相对其他一些慈善团体来说，红十字会的行政费用相对比较高，宁愿选择其它，但是从来不会质疑，是不是会有善款被个人侵吞滥用，或者有人打着红会的名义敛财，因为，账目公开，民间独立第三方的审计，保障了公众对红会的信任感。

对于这点，对方看来还算接受我的观点，但是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让公众无法建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心，那就是和官方过于紧密的关系。比如县级红十字会，会长都是由副县长级别的官员兼任，这很让人担心红会在决定项目和援助对方面的独立性。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就看到，当省红十字会的负责人来到地方的时候，县乡的官员会拉着他们去看不同的项目，试图说服他们把援助资金放到这些官员们认为有需要的地方。很多时候，如何投放有限的援助资金，往往是由县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透过一线的调研来决定，而这些工作人员的上司，其实就是当地的县官，是否能够确保公平，会不会沦为当地官员的政绩工程，确实让人担心。

各省红十字会的账目，是由省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在负责人看来，这已经是非常稳妥的安排，因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开支，都是由审计部门进行审核，如果连他们都不相信，那么，还能够相信谁？但是红十字会毕竟不是政府部门，它们的款项也不是纳税人应缴的税款，而是社会各界非义务性的捐赠，社会对于这些钱如何使用的明细，会要求知道的更多。而当政府充当运动员，裁判的角色的时候，就算政府自己认为如何公平，也很难平息外界的种种猜疑，特别是在一个个事例证明，政府作为监管的角色，并没有做好的情况下。

对于这一层，对方也很无奈，因为说到底，用一句已经用滥，但却依然是事实的话来说，“那是体制的问题。”说到体制，一切问题到此为止，也就无法迎刃而解，因为只要体制不改变的话，这些问题，无法从根源上加以解决。比如那些捆绑式的硬性募捐，如果不是因为政府背景，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可以有这样的能力，虽然捐款的数额上去了，公信力却在人们的埋怨声中一点点降低，也因为这样，郭美美只不过是一根最后的稻草而已。

在遭受旱灾的贵州，看到那些无奈的看着颗粒无收的农田的农民，那些每天要花来回一个多小时挑一桶水的农民，深切的明白，在当地政府没有能力为他们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来自社会的帮助是多末的及时和重要。但是问题是，现在变成了一个怪圈，政府来做慈善，已经被证明无法取得公众的认同，但是公众却又找不到有足够能力和规模的民间机构去帮助这些急需要帮助的人们，因为公益慈善，在过去，一直处于被垄断的状态，缺乏政府背景的慈善公益团体，无法扩大服务的规模，最终，最受伤害的，正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捐款的减少，是人们用行动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对于红十字会来说，需要的是透过改变，来重拾自己的公信力，但是改变一定不会那样快，而等待救助的人们，需要有民间团体来填补政府的缺位。所以，真正开放给民间机构，才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也可以让红十字会在压力下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