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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知识分子的承担

南都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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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台湾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在台湾,一批知识分子正在举行一场五四座谈会,题目是“从‘蔡其达事件’谈自由思潮与民主的困境”。蔡其达是台湾《中国时报》的一名资深编辑,4月份遭到解聘。

就在5月4号这一天,身在美国的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发表了一封给台湾民众的公开信,表达了一种担忧,那就是台湾一些有钱有势的政客以及商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台湾的核心价值,当中包括收买公共媒体,让媒体失去应有的公信力。

“台湾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今天这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成果,体制虽已初具,基础则尚未稳固,台湾知识人社群必须以维护民主、自由体制并促使它不断成长,为最大的天职。”余英时希望,透过这场针对《中国时报》的抵制运动,以及这场“五四座谈”,知识分子能够让台湾人有所警觉,看清楚一些政客以及商人的原形。但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很难预料,因为如果回看台湾的历史发展,知识人的忧患意识总是和普通民众之间的感受有一定的落差。

听马英九回想当年,蒋经国宣布“解严”的时候,媒体做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有68%的台湾民众居然不知道原来存在“戒严”这回事情。一直以来对当局的不满、对白色恐怖的切身体会,主要是来自知识分子阶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台湾的党外运动,都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之中。

这次去台湾,特地去了二二八纪念馆,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作家吴浊流在描述这次事件的感慨,在他看来,“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清算以及死亡的人,集中在精英阶层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并没有受到太直接的影响,也因为这样,民众的生活依旧,而台湾的知识界从此陷入一片沉寂。

但是,就算有落差,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承担起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虽然因为这种落差,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声音不大,或者获得的支持也不会广泛。

在二二八纪念馆里面,有不小的篇幅讲述在上世纪20年代日本人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对民主自由的争取。这段历史,对于我来说非常陌生,我才知道,原来台湾的第一个政党—民众党,1927年在台中市成立,第一批成员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并且提出了三大纲要:确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经济组织,改革社会之缺陷,并且提出议院由官选改为民选。

虽然这个政党在1931年被解散,却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选举,算是台湾不完全的民主的开始。

能够有这种不完全的民主,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的呼吁和争取,他们组党办学,启迪民智,传播先进思想,使得殖民地政府不得不回应这种诉求。同样的情形,在很多殖民地都会出现,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本地人精英,塑造了平权的思想,看到了殖民统治下的种种不公平,于是站出来开始维护本地人的权利。40年代的缅甸,就有要求平等教育的学生运动,70年代的香港,同样也有要求中文合法化的运动。

二·二八事件导致知识精英人数缩减,加上恐惧,使得台湾社会沉寂了二十多年,直到1977年的中坜事件,抗议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中舞弊,以及导致一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这一次,已经不仅仅是知识精英本身,还有走上街头的上万民众。而那次事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白色恐惧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恐惧,他们开始有了表达的勇气,这也是为什么从80年代开始,台湾各种党外杂志以及社会运动开始变得蓬勃起来。

也因为这样,到了之后的“美丽岛事件”,愿意走出来呼应知识精英的民众,达到了10万人。这场运动,对台湾在社会、政治以及文化上都造成冲击,而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建立起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

因为知道得比常人稍多一些,因此会看得更多,意识得更早。身为知识精英,自己并且为了大众而追求善和美,回看历史,从来不是空话,也不是梦想。当然前提是,是不是愿意这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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