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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革的印象

我记得上小学前后,七十年代末,进出弄堂,时常会遇到一个默默扫地的老人,带着眼睛,瘦瘦高高。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太小,于是,他显得很老。

奶奶一次次严厉警告,千万不要和这个“四类分子”讲话。我当然不懂啥叫“四类份子”,但是听奶奶的语气,那一定是一个“坏人”。在我童年的判断里面,人之分成两种:好人和坏人,这是看电影的结果,因为电影里面,不是“坏人”,就是“好人”。

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四类分子”,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后来又加上右派,也就是“黑五类。”

我已经不记得哪一年,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弄堂里面。后来,我时常会想起他,不知道他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他在弄堂里面扫地的时候,他在想些什麽?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可以不再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

八十年代初上中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中午吃过午饭,在学校的阅览室看杂志。我最爱看的是“收获”,“小说月报”,还有“人民文学”,里面有太多的中短篇小说,正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伤痕文学”,读到了一个个关于知青们的故事。

在家里面,插过队的长辈还有同辈,从来没有讲述过他们的经历,但是即便他们不说,当我长大之后,远远的回望他们的人生轨迹时,可以体会到命运对彼此的不同。

原本应该读书的年纪,他们去了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是自不自愿,而是根本没有选择;想要回城,但是因为没有“关系”,他们不可能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根据当时的规定,读大学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也就是实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推荐上大学。当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的时候,公平成为了一种奢望,多少人为了机会,在权力面前牺牲了尊严。

这些年,有不少的文学作品把知青生活描述的单纯而浪漫,当年的伤痕,被轻描淡写,显然符合这个社会”向前看“的主流价值,当然,这种主流价值,是由那些”成功人士“所定义的,而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曾经的知青。

但是我会觉得疑惑,因为八十年代透过文字看到的那些痛,,那些不堪,那些丑恶,我旁观的那些人生,实在和摆在眼前的浪漫无法连接起来。或许,沉默的,是大多数,或许,可以看看网络上那些愤愤不平的微弱声音,或许可以问问那些曾经的知青,过去是否真的,那样值得留恋?

八十年代,有一部叫做“枫“的电影,讲述文革期间,一对相爱的年轻人,各自加入了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捍卫各自的立场,不惜用枪指向对方,劝说对方投降。我那时根本看不懂,但是我清晰的记得自己的疑惑:都不是坏人,为何要相互残杀?

06年,当我在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麥克法誇爾和瑞典学者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的时候,让我对暴力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第一次看到发生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屠杀事件的相关史实资料,也看到了来自学术界的这样一个数字:从1966年到1976年,全中国有大约一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关于文革的研究,受难者的访谈很多,反思的文字也不少,不少还出自红二代,但是九十年代开始,鲜有在中国内地的媒体上出现,直到这两年,内地媒体开始零星有一些文革经历者的声音,他们大多是透过媒体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表示歉意。

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中学时代,十年浩劫是提及文革的官方用语,尽管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想要了解文革的年轻人,有着充足的空间和资讯,除了审视伤痛,也看到经历者们对于人性扭曲的反思。但是现在,文革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也因为这样,曾经的造反派,同时也是红二代的陈小鲁和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会让外界格外的关注,希望能够因此展开更多关于文革的讨论。

读到一个访谈,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说:

“。。。。。。不管在“文革”中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我们这些后代聚到一起,大家摒弃前嫌,回忆父辈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不会去谈“文革”那些事。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过去的恩怨随风去吧。看到这个大融合的景象,我是很感动的。如果把父辈恩怨一辈辈传下去,这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红二代们能够相互和解,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真相,明白身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缘由,但是对于普通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在没有真相的前提下谈论和解,显然太不公平,而没有和解,就无法消除怨恨。

因为不谈论文革这段历史,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文革,于是,迟来的道歉,他们只看到”一笑泯恩仇“的潇洒,不知道背后的伤口到底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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